1965年李宗仁回国后曾委婉提出想担任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，不过毛主席认为按照李宗仁的资历股票配资工具，应匹配正国级岗位，但从现实角度很难实现，因此，还不如让年事已高的李宗仁在家养老，按正国级标准保障其生活待遇。
1949年初，国民党政权在全国战局节节败退。1月21日，蒋介石宣布下野，李宗仁临危受命，接任代理总统一职。
这段时期的李宗仁处境尴尬，虽名义上担任代总统，但实际影响力有限。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，军政大权仍掌握在蒋介石及其亲信手中。
这种情况下，李宗仁选择以治疗胃病为由，于1949年底前往美国。这一决定实际上也反映了他对当时政局的清醒认识。
1954年，蒋介石在台湾另立中央后，宣布撤销李宗仁的副总统职务。至此，这位曾经呼风唤雨的国民党高层，正式成为一名普通的海外侨民。
在美国的十多年间，李宗仁通过各种渠道持续关注着祖国的发展变化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工业、农业、科技等领域的快速发展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与此同时，中共对海外人士的统战工作也在稳步推进。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，周恩来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声明，引起了李宗仁的强烈共鸣。
周恩来提出的＂爱国一家，不分先后＂的政策主张，为李宗仁等海外人士回国指明了方向。这一政策既充分体现了中共的政治智慧，也展现了新中国的开放胸襟。
在这一时期，李宗仁的老朋友程思远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。他多次往返于北京和美国之间，为李宗仁回国创造条件。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李宗仁对故土的思念也愈发强烈。新中国蓬勃发展的态势，以及中共领导层展现出的诚意和胸怀，都坚定了他回国的决心。
1965年7月，李宗仁正式回到祖国，受到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隆重欢迎。在回国后的一段时间里，他多次参观访问北京的重点工程和建设成就，对新中国的发展表示由衷赞叹。
随着逐步熟悉新中国的政治环境，李宗仁开始考虑自己未来的政治定位问题。在此之前，已有多位归国的原国民党高层获得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。
基于这一背景，李宗仁在1965年7月与毛泽东会面时，委婉地表达了希望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想法。这一请求看似合理，却让毛泽东陷入了深思。
毛泽东对这一请求并未当场表态，而是巧妙地转移了话题。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中共高层对李宗仁政治安排的慎重考虑。
李宗仁的情况确实与其他归国的国民党人士有所不同。他曾担任国民党代总统，是在台湾之外最高级别的原国民党官员。
从政治层面考虑，如果简单地安排李宗仁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，可能会削弱他在统战工作中的特殊价值。保持其原副总统身份的政治象征意义，对争取海外国民党人士具有重要作用。
周恩来后来专门向李宗仁解释了中央的考虑。一方面，按照李宗仁的资历，担任副国级职务似乎有失身份。另一方面，保持其特殊的政治地位，更有利于开展对台统战工作。
中央最终决定，让年事已高的李宗仁安享晚年，同时按照正国级标准保障其生活待遇。这一安排既照顾了李宗仁的实际需求，也维护了其政治价值。
在具体待遇上，李宗仁享受了最高规格的安排。从住所、医疗到日常起居，都按照国家领导人的标准执行。
中央还特别安排专人负责李宗仁的接待和服务工作。这些细节性的安排，都体现了对这位历史人物的尊重。
1966年国庆节，毛泽东特意邀请李宗仁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庆典。这一举动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，向全国人民展示了党的统战政策的连续性和坚定性。
在日常生活中，中央领导人与李宗仁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往来。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人多次通过不同方式表达对他的关心，这种关系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礼节性往来。
李宗仁的归国和安置工作，成为新中国统战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。这一成功经验证明，只要政策得当，即使是与新中国有过重大分歧的人物，也能真诚地接受新中国。
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，李宗仁的例子为其他海外国民党人士指明了方向。许多犹豫不决的人看到李宗仁受到的礼遇后，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选择。
李宗仁在1968年身患重病后，中央依然给予最高规格的医疗保障。北京最好的医院和最优秀的医生团队全力救治，体现了对这位老人的特别关照。
在生命的最后时期，李宗仁多次表达对归国决定的肯定。他认为能在祖国安度晚年是最大的心愿，这种发自内心的评价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。
对台湾统一问题，李宗仁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关注。他希望能为祖国统一做出贡献，这种愿望虽然未能实现，但其政治意义深远。
1969年1月股票配资工具，李宗仁在北京逝世，享年78岁。
